1948年12月15日凌晨,胡适接到傅作义的电话。南京方面派来的飞机即将抵达北平,希望他马上离开。 这场撤离来得十分仓促,胡适没有时间整理几十年积攒下来的书籍,也没有带走多少行李。 当天的日记里,他先记录了傅作义深夜来电,随后写下了一句:“儿子思杜留在北平,没有同行。” 父亲走了,儿子留下。他们当时大概都没意识到,这是父子此生最后一次分别。 新政权建立后,胡思杜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,之后赴唐山铁道学院任教,主讲政治与历史相关课程。 留在大陆的胡思杜,最初并不接受外界对父亲的批判。在他眼里,父亲品性高洁、为人正直,听到旁人指责胡适,内心难免抵触不快。但经过政治学习和多次检讨以后,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。 他写下《对我父亲——胡适的批判》,把父亲描述成反动阶级的忠臣,并称胡适是“人民的敌人,也是我自己的敌人”。 胡思杜或许确实相信了新的理论,也可能希望通过公开批判父亲,证明自己已经完成了思想改造。 但有一点十分清楚:在那个环境里,沉默是远远不够的。 作为胡适的儿子,他不能只说自己与父亲政治观点不同。他必须公开否定父亲,清算自己与父亲的思想联系,证明家庭感情不会影响自己的政治立场。 父亲是谁,成了他的原罪。 批判父亲,则成了洗刷原罪的仪式。 1952年11月,胡适自美国飞抵台北讲学。蒋介石专门邀请胡适吃饭,并拿出香港《大公报》上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,胡适笑着说:“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,实不成器,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!” 胡思杜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人。但忠诚这种东西,一旦需要反复证明,就永远没有证明完的那一天。 1957年,整风运动开始。胡思杜被划为右派。 同年9月21日,年仅36岁的胡思杜精神彻底崩溃,上吊自杀,院子墙上贴满了批判胡思杜和胡适的大字报。 这就是“面包”为什么不能离开自由单独存在。 更令人唏嘘的是,胡适直到1962年去世,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早已不在人世。 1957年6月,胡适在纽约立遗嘱时,仍然写明遗产由妻子和两个儿子继承。那时的胡思杜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,父子之间却隔着海峡,也隔着无法穿透的信息壁垒。 特别